本文转自杨远帆的博客《八年制临床医学生的小空间》,致谢!
两周前,人民日报一篇报道《医学界“奇闻”:10万元为什么败给了8毛钱?》引起轩然大波,大家的正义感点燃了社会的怒火,造成医患间的紧张和猜疑。如此骇人的消息面前,社会舆论哗然,各大媒体转载,认为医生丧尽天良,一时间舆论排山倒海压向医院。
媒体控诉医生给那么小的孩子开这么多检查,却不懂得看片子上极度膨大的肠袢和液气平。这样的情况已经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凤凰网的报道“《婴儿被诊断要做10万元手术 最终吃8毛钱药痊愈》”及来自该网络的评论。
虽然事件后来急转直下,患儿的病情只是暂时缓解,未得根治,最终仍需手术。但是,事件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以抹平,给当前已在风口浪尖上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不得不说,在类似的事件中,为了吸引眼球,一部分媒体记者过于草率,在报道中既不参考、也不尊重科学原则,用道德的宝剑绑架舆论,赚取公众关注,对当前不正常的医患关系负有一定责任。
记得在大学选修“医学社会学”课程时,清华新闻学院的李希光教授曾对我们说,希望每一个新闻学院同学都学一点医学,也希望医学院同学都学一点新闻学。也许,当前的新闻报道之乱不仅仅有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怪我们医学工作者没能主动提供更多的支持。科学网是知识分子的群体,报道的专业性一直走在国内最前沿,希望各位老师奉献更多的科普知识,也希望从科学网做起,发布相关社会新闻前,请博主委员会相应专家过目,打造一个受公众尊敬和信任的专业媒体,督促更多的同行向科学网看齐。
学生不才,抛砖引玉在这里介绍一下这次事件中的“先天性巨结肠”,如有疏漏,请各位老师多指正。
肠道神经丛与先天性巨结肠
我们人类的肠道系统远远没有一根柔软的管道那么简单,它的复杂蠕动是依靠肌肉层之间和粘膜下两层主要的神经丛支配的,其神经元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系统而与我们的大脑相当,记得有一期《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将其称为“另一个大脑”——Gut brain,可见其正常蠕动与张力的控制是受到相当复杂调节的。
先天性巨结肠又叫做先天性神经节缺如病(aganglionosis),是由丹麦哥本哈根路易斯女王儿童医院医师Harald Hirschsprung在1887年首先描述的,因而又叫做Hirschsprung氏病,其特点是肌间神经丛缺失。
这种疾病是由于先天发育过程中的异常造成的。从胚胎发育的第5周开始,头部的迷走(副交感)神经嵴细胞沿着攀附于消化道的迷走神经干向尾部迁移,经过胃、小肠、结肠向下,最后于第12周布满消化道管壁直至直肠。可想而知,这一迁移过程一旦受到任何影响,远端肠壁的神经节即会缺如,显而易见,位于肠道末端的结肠、直肠最可能受累,占先天性巨结肠病的75%(短段型),其余人可以有更长节段的受累(长段型或全结肠型)。这是一种小儿外科的病症,有明确的理论支持,与特定染色体变异有关。在白人中平均每4000个新生儿发生一例,我国人口基数大,应不算罕见。
受累的肠段由于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缺乏,受到交感神经刺激后引起全部受累节段持续痉挛性收缩,食物不能通过,上段正常肠管因为食物潴留而扩张,形成一个狭窄与扩张的交界区,在钡灌肠摄片中表现明显。
先天性巨结肠病的症状通常在新生儿期出现,由于肠道狭窄,造成梗阻与不畅,胎粪排出缓慢,腹部明显膨隆,并且时常呕吐,有些患者耽误到儿童时期才因为严重的慢性便秘而被诊断,长期严重的刺激可引起肠炎,可能造成穿孔和感染,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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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理论上来说,为了与其他原因造成的功能性肠梗阻相鉴别,最终确定的诊断需要依靠病理科医生在显微镜下看到肌间神经缺如的肠壁。所以尽管钡灌肠X片能够提示神经元缺失的节段和范围,但必须要通过手术或者内镜取组织进行检查才能够确诊。这起事件中,由于家属对医院的不信任,拒绝实施活组织检查,耽误了诊断。
手术治疗的方式是切除神经节缺如的肠段,并将近端带有神经元的“健康”肠段与肛门连接。视受累阶段和手术难度,可以一步施行,但如果小肠结肠炎严重,需要施行多步手术,待炎症消除肠道水肿减轻后再重新连接消化道。手术方式很多,同时也说明没有一种最好的办法,并发症率较高。目前有我国学者提出的直肠肛管背侧纵切、心型吻合术是目前最多采用的办法,手术效果较好,已施行上千例,并发症率不高。(参看《黄家驷外科学》,并谢谢廖俊林老师的指点)
从专业回到社会
的确,这样的治疗方式会伴随大量的费用,并且给家庭护理带来很大的负担,一时间心理上很难承受,也可以理解。但是回想一下,医患之间不信任的焦点,很大部分在于费用。这是医生的问题吗?这是患者的问题吗?似乎都不是。
事实上,作为医生,我们多么渴望远离与患者之间的金钱关系,单单纯纯做一位受到患者尊敬的好医师。还记得在协和医院骨科轮转的时候,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询问患者是否存够了手术费用,因为那一刻,我会看到患者眼神里露出的不安和犹豫。骨科手术往往价格昂贵,许多患者为此黯然伤神。记得那时候一位开朗的18岁农村女孩,希望通过手术治好脊柱侧弯重返课堂,但父亲重男轻女不肯为了女儿砸锅卖铁,医院也不可能贴钱给这样的患者做手术,母女俩只能相拥而泣。那时候,我甚至觉得医生是罪人,但是,这是医师应该面对的问题吗?面对体制的缺陷,媒体的误导和医生的弱势,择继续战斗下去的人,需要勇气和常人不具备的心理承受力。
我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包括社会最低层的流动人口。让医生只需专注于医疗,费用绝大多数由商业和社会保险支付,患者只需要缴纳需要承担的保险费用,不需要在医患之间直接进行。作为一名青年医师,和我的同学们一样,都是抱着帮助弱势、救死扶伤的理想走近医学院的,也许不需要得到西方国家医师们得到的高额报酬,但是至少要让中国医师得到职业的尊严。
后记:从桌案抬头,看我们的医疗环境
近日,发生在各地三甲医院的暴力事件,血腥程度有增无减,引起医学院校及医疗界的震惊,身边的医务工作者无不寒心,已让我们不能再仅仅埋头于床旁与书案了。
尤其是备受尊敬的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徐文医师被砍事件,引起了医学生和医师群体的极大愤慨,大家说,这位女医生42岁,一直没有结婚,所有节假日都待在图书馆看文献,这样的柔弱书生,被歹徒锁上门骑在身上砍了二十多刀,左侧胳膊上的肉一直被砍到底连骨头都露出来。徐教授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喉科手术医生,也许没有之一。所以那些刀砍下去,其实是砍死了很多将来的患者。
等到当卫生部发布通告强烈谴责凶手的时候,社会舆论已经很少会站在理性的一面了,更多的人是毫无底线的宣泄,“医生该砍”,这病态的社会心理,绝对有媒体的责任,更有医疗体制的弊端,将无法依靠知识和技术获得合法报酬的中国医生推向道德的深渊,使得整个行业永远无法洗清。
医患关系的恶化与社会的不信任,是医生与患者共同的伤痛。
呼吁大家关注一下搜狐的专题网站《同仁血案:还医生尊严》
但是,和一个好朋友交流,谈起这些事,我们丝毫没有气馁和懈怠。香港、台湾当今的医疗体制走在世界前列,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经过医师与社会的共同努力,用几十年时间造就的。一个走上正道的大国崛起可能需要一百年时间,而改变社会卫生体制的现实,不应该再等到我们的下一辈。尽管医学生的力量弱小,但我们有着一致的看法:我们毫不怀疑,社会可以变得更好,坚信社会进步的道路不在于煽动怨恨的人手中,而在于每个为她默默付出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