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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2002
 ;5(1):3-4。文/Richard Smith,editor,BMJ 译/冷希圣〕</p>
现在看看中国的医生是不是也一样啊 现在，英国的医生们感到不愉快，虽然他们并非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但是当医生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往往转向沉重的话题，流露出早退休的想法。这种低沉的情绪在一系列的调查结果中都有所反映，尤其在医生们谈及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中全科医生集体辞职这一事件更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英国政府对医生们的这种心态感到震惊。因为他们知道靠一群没有士气的医生是绝对搞不好卫生保健工作的，政府正在搞一些试点向基层放权。但这是对症下药吗？这就好比是治疗，必须要先诊断，而医生们情绪低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则是深层次的，可想而知是不易解决的。 引起医生们情绪低落的最突出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但又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政治家们只是作出十分慷慨的许诺，而医生却得向病人解释为什么许诺的东西不能兑现。许多措施只是停在口头上，到头来医生们发现哪样也实现不了，医生无法收治病人，也无法顺利地让他们出院，社区医疗保健体制正在走向消亡。医生已经付出极大努力去应对问题，但是他们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与这个体系作斗争，而未获得这个体系的支持。 英国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是英国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而在当前的社会，一个商人一年可以赚50万英镑，而许多公职人员年薪只有1万英镑。在这种差距的影响下，社会医疗保健制度要想弥补社会与医疗保健方面的缺失，虽然不能说根本不可能，但却十分艰难。更糟糕的是医生们还得顶着新闻媒体负面报道的压力工作。Kildare被撤了职，换上了Shipman，而数不尽的关于医疗事故的报道被炒得沸沸扬扬。 政府的卫生部长们看到卫生保健系统这种状况，感到难以理解。实际上，医疗资源比过去已经增加了不少。全科医生用在患者身上的时间较之20年以前增加了许多。医生们也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中，从大人物、医学院及医院的院长们到实际工作中的医生们都是如此。很多新的举措如全国服务网络及保健行动区域计划等都在部署实施以解决医生们多年来致力于解决的课题。卫生部长们在全国穿梭往来应付一些突发事件，工作得比任何人都辛苦，他们往往早上做部里的工作，下午回答议员们的质询，甚至在星期六上午还要做手术。 部长们看来有可能诊断出医生们不愉快的“病因”，即监管削弱、变化太多和责任增加。而减少责任似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的现象，不仅仅影响着医生们。同样，部长们也不能指望放慢变化的步伐，在他们当今生活的社会里承诺越来越多，成了家常便饭。这样一来部长们转而求助于根除官僚主义，并对第一线的医生加强管理，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人喜欢官僚主义。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的人员希望加强医疗工作的管理，而他们在这方面却可能不太擅长。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了深层次的问题，医生们所学的与要求他们所作的之间有差距。如最近已退休的全科医生Julior Tudor Hart就说他在医学院学的知识在医院里派不上多大用场，同样地，他在医院中所学的对他的全科医生工作帮助也不大，换句话说，他等于是学了三回如何当一名医生。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在学校中学的是病理生理，诊断和治疗，而在工作中医生们发现他们却要在管理，改良，财务，法律，伦理和交际方面花费更多地精力。Luke Fildes在19世纪时画了一幅画，一个沉思的医生与一个生病的孩子在一起，这幅画在今天也许应该换成另一幅画，画面上时一个为了赶会议正在为找不到停车位而烦恼的医生。对于医生来说，治愈一名患儿的喜悦，与参加会议并通过了一项照看受虐待儿童的决议的喜悦是不同的。BMJ编辑委员会委员，政策方面的教授Christian Koeck医生认为这个问题有很深的根源，他认为人们把医学的知识模型搞错了，医生不应该仅仅学会简单地应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解决人们的健康问题，他们还应该接受一些作为管理方面的培训。这样医生们就可以帮助患者去适应疾病、痛苦和死亡，这些都是人类必须经历的过程。 考虑现在医生们不愉快的深层原因，还可以想一下医生与患者之间认识的改变，我们听到不少关于医生转换角色的事情，他们从居高临下的管理者变成患者的伙伴，但有些人对此还很不适应。而这种改变还在继续深化，我们可能已处于这种变化之中：以前医生与患者之间不真实的关系需要变得真实。医生常常很清楚他们自己的能力，但患者却片面通过文艺作品中被夸张的医生形象，误认为医生什么病都能治。至于媒体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也可能代表了社会对于医生和现代医学能力正逐渐有了一个较清醒的认识，尽管在现阶段它使不少医生感到难堪，但最终将帮助建立起一种更加坦诚、成熟和友善的医患关系。 医生与患者各自不同的认识
患者的观点：
医生的观点： 医生与患者应该达成的新共识
据此双方应该认识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