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预防保健工作日趋完善的今天，我们自从出生起就和各种各样的疫苗打交道。在流行病学史上，疫苗有着出色的表现，对疾病的控制甚至消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或许人性本来就喜欢吹毛求疵，忽略掉疫苗带来的好，却对一些边边角角的非主流事件耿耿于怀。疫苗的生存可以说是是经历坎坷，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止，我们对于疫苗的保卫战斗还在继续！
自从世界上第一支疫苗的诞生起，反对接种的声音就从未停止过。在十九世纪，尽管接种牛痘疫苗对于天花的预防作用证据确凿，但是该疫苗的常规接种被迅速发展的抗接种运动阻碍，后果可想而知——持续的天花爆发和不必要的死亡。1910年，William Osler通过一项实验证明了牛痘疫苗的预防作用，有力地向疫苗反对者给予了回应。一个世纪之后，尽管天花已经通过广泛接种从地球上消失，然而我们同疫苗反对者的斗争仍在继续。
自从18世纪，每种新的疫苗的出现都会引起恐惧和怀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三个事件的出现使得反对接种的声音有所消停：疫苗科学的迅猛发展和疫苗的生产，公众对于感染性疾病（麻疹、腮腺炎、风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等）大范围爆发的意识以及保护孩子远离这些常见传染病的渴望，生育高峰以及伴随而来的教育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三个事件让公众对于疫苗的接受度增加，带来的结果便是传染疾病的爆发和死亡显著减少。然而这个黄金时代非常短暂，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随着感染性疾病的威胁减少以及更多的疫苗研发被推上日程，媒体也广泛地传播着有关疫苗的危害的有关信息，反对疫苗的声音又开始活跃。
在当今时代，电视和互联网以及其他的媒体的不客观传播让公众逐渐偏离对科学证据的关注。1982年一档针对百白破三联疫苗的电视节目引发了全美国范围内的对疫苗的争论，而焦点却在一大堆没有足够证据的观点上。当百日咳通过疫苗的广泛使用被很好的控制之后，公众就开始抗议疫苗，致使许多国家废除了百日咳疫苗的接种。当公众对于疾病的危险满不在乎的时候，就更多地关注那些与疫苗有关的不良事件——或许人性本然就是喜欢吹毛求疵，忘了它带来的好，却对一些边边角角的非主流事件耿耿于怀。这样的代价必然是惨痛的，那些废除常规百日咳疫苗注射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该疾病的发病率上升了十到一百倍，最后他们不得不重新恢复疫苗的接种。在美国，疫苗生产商常常面对大量的与疫苗安全有关的诉讼，导致大量疫苗的停产。然而这也并不全是坏事，至少催生了一个新的项目——“疫苗危害赔偿计划”，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疫苗的市场。
Wakefield等人1998年在Lance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针对麻风腮疫苗的全球性的争论，他的理由是疫苗导致了孤独症的泛滥。虽然这篇文章已经在近期被召回，但它当年在英国、爱尔兰、美国引起了疫苗使用的显著减少。
疫苗反对者中各色人等都有，有人属于“科学盲”，不能理解概率与基于科学的医疗决策的结合；有人属于偏激派，播散甚至夸大疫苗接种的危害，喜欢感情用事。这些反对者不相信政府和生产商。毫无疑问他们的“努力”给广大民众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使得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得以肆虐。
2009-2010年H1N1病毒的流行在疫苗反对者的煽风点火之下，公众对疫苗的恐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英格兰曾经有北京H1N1流感疫苗的相关文章，通过95244例儿童和成人的试验证明了PANFLU.1vaccine疫苗对儿童的免疫作用是有效的（原文请见Jiang Wu et al.,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 2009 HiN1Vaccine in Beijing, N Engl J Med 2010; 363:2416-2423December 16, 2010）尽管没有疫苗危害的证据，但是在美国有7千万支疫苗被浪费。相似的事件发生在麻风腮疫苗身上，以往被控制的疾病再次肆虐，带来了住院量的增加、旷工、旷课、并发症和社会不稳定。加利福利亚州正在经历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百日咳大流行，已经有十例婴幼儿死亡的报道。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该如何打好疫苗保卫战？作者提供了四个策略：一、继续公开发表高质量的针对疫苗安全性的研究。二、保持或改进监测计划，类似于“疫苗副作用监测系统（VAERS）”和“临床免疫安全评估网络”，保证能够客观地报道疫苗有关的少见副作用。同时对于每一位受到疫苗副作用影响的患者，要确保他们得到应有的赔偿。三、对医生、患者、家属进行相关教育，告诉他们如何有效识别疫苗反对者的危言耸听，宣传有科学依据的研究结果才是硬道理。四、全方位各阶层地开展公众教育。
为了和疫苗反对者作斗争，我们有两件有力的武器：一、长久以来在消灭和控制某些流行病的过程中疫苗的完美表现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二、那些疫苗反对者的谣言一定经不住时间和科学的考验。最终社会一定会认识到科学并不是一种掌握在多数人手中的民主。疫苗反对者的失败是历史和科学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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