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备考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GRE)时，很多中国同学都会面临这样的窘境：语言(Verbal)部分通过不断重复背诵俞敏洪的红宝书以及培训相关新东方应试技巧，往往都能拿到高分；数学（Quantity）作为中国学生的优势科目也不在话下；而考验学生人文素养的写作部分，却是大多数中国学生的短板。很多人即使语言、数学部分取得几近满分的分数，也难以在写作部分拔得头筹。当美国以“艺术家还是艺术评论家的价值大”、“大学课程应该如何设置”等题目考察即将开始研究生学生时，大洋对岸的中国学生，或许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共产主义是最崇高的人类理想”中挣扎，以期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科目中取得高分。
同样的情况亦出现在美国执业医师考试（USMLE）上，在准备这场考试时，一个名为“Behavioral Science”的科目是中国医生通往美国行医的第一个拦路虎。其实，在中国的医学院中并非没有开设行为医学的课程。我所在的医学院，亦是中国行为医学奠基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精神、心理学研究方面都非常强，但是行为医学由于不是必修课，也难逃大学选修课走过场的命运。其实，不只是行为医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等课程，由于是选修课，占的学分少，在医学生高度紧张的生活之下，往往成为补眠、赶作业的调剂，一个学期下来，除了临考前突击的背诵，很多知识都没有掌握。与此同时，诸如生理、生化、内外科这种大科目，则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时间。其实，真正在临床实践中，若能掌握病人心理的微妙变化，读懂病人的诉求，应该能让医患关系更加和谐吧。
如何建立医学专业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平衡，不仅是中国医学教育界的难题，亦困扰着美国医学界。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医学院并非由高考一考定终身，而是经过四年本科学习，修满生物、化学相关学科学分后，再参加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 MCAT)，开始真正的医学生生涯。这样，既可以避免高考一考定终生的情况，也能让学生通过四年学习，重新规划人生，找到合适的专业。最近，MCAT考试酝酿了几大变革，引起广泛的讨论，2011年11月24日的NEJM就刊登了哈佛大学医学院Jules L. Dienstag的相关文章。
新的MCAT考试加入了行为医学与社会科学的部分，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部分的考试，筛选出视野更加广阔的未来医生——毕竟，美国是个多元化社会，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错综复杂，需要的绝不是仅仅具有扎实医学知识的人。行为医学与社会科学主要是培养学生“非认知”(noncognitive)的素质，去思考人性、伦理、倾听技巧、责任心等等问题。
不过，Jules L.Dienstag对于MCAT的变革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本科通识教育阶段并不是培养上述“非认知”素质的最佳阶段，这种培养应是医学院承担的：在一次次的临床实践中，才有可能锻炼出一个真正成熟的医生。此外，标准化的MCAT考试未必能较好地体现出，准医学生们提供的推荐信、自我陈述以及他们在课外活动中的表现，可能会比MCAT冰冷的分数更加有说服力。
尽管Jules L.Dienstag并不是特别赞同MCAT新规定，但他仍然为MCAT辩护——有些人批评MCAT的新标准过分强调人文科学，因而挤占了学生对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并减少对于初级医疗的培养，从而减少了本来就短缺的科研型医生(physician-scientists)以及初级医疗医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s）。他认为，科研型医生与初级医疗医生的培养不在于考试的标准，而在于进入医学院学习后的塑造过程。总而言之，MCAT并不是个万能的探测器，作为医生，未来的职业之路还很漫长，谁也无法预料结果的好坏。
美国对于人文素养的重视并非一朝一夕，MCAT的新规定一石激起千层浪，也是因为对于行为医学的强调。相比较之下，中国医学院这方面的培养，实在还有太长的路要走。除了在考试中加大行为医学等人文学科的比例，更重要的，还是这几年医学院生涯中，不断渗透的人文关怀思维吧。
临床医学之父奥斯勒说：“行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事业，这项使命要求你们的，是用心要如同用脑。你们最能够表现自己的，不在于药水与粉剂，而是强者对弱者、正者对邪者、智者对愚者所能发挥的影响力。”
这，应该是各国医学界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吧。
来源：《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1-11-24 观察
The 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 — Toward a New Balance. Jules L. Dienstag, M.D. N Engl J Med 2011; 365:1955-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