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忍着身体的疼痛和不适，手里攥着病历本，不得不去一个‘冷漠、官僚’系统——医院。在医院的导诊台后面，那个表情淡漠的人可能眼皮也不抬，告诉他去哪里挂号。他在门诊简陋的椅子上坐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见上了医生，医生却只能给他五分钟，顶多七八分钟，而他满肚子想说的关于病情的话还没全描述完。他想问的问题，医生三下五除二作答，然后大声对门外叫道：‘下一个！’……”五年前，讴歌在《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中用这样的一段话描述了患者求医过程中的无奈和不满。五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一个患者在面对冰冷而无情的医疗元素时所感受到的孤独。

或许这种孤独并不是患者的专属，在很多情况下，患者家属或许承受的更多。近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这样一篇散文，讲述了一位澳大利亚的85岁高龄老人威廉姆斯先生的故事。他在此之前从未进过医院，而就是这一次的开腹手术让他确诊了肠癌，同时将他从一个活跃积极的公民转变为一个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患者。入院三个月内，他经历了肠癌手术、康复科的疗养、术后感染、内科治疗、院内意外骨折、伤口护理……他已成为医院常住患者。面对这些状况，威廉姆斯先生也情绪低落：他没有胃口，伤口散发着阵阵臭味，两只胳膊也因常规静脉注射而早已变得淤青。他的女儿以前常来看他，然而这种拜访越来越少、越来越短暂。是她们不再关心父亲了么？事实上，你或许难以理解，探视这样的患者、目睹着似乎永无止境的医疗不幸有多么不容易！

再来看看下面的这个故事：一名在20年前神经外科手术后就失去了意识的80岁老人，每天插着呼吸机，常年住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头部缠满了绷带，身上到处都是各种插管。当你面对这样一位患者，从他的眼神里读不到任何的信息，和他无法做任何的沟通和交流，你站在他的面前，虽然不忍离去，但待在他身边却是异常痛苦。除了探视病人本身并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也常常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大夫们已经习惯用一大堆家属听不懂的术语来和他们交流，面对难以理解的医学知识，家属常常感受到的是自身与医疗过程之间无法跨越的心理距离。尽管每天都有大队人马的医务工作者经过患者的病床旁，却很少有人坐下来和他的来访家属真正交流。

其实，患者和家属的孤独的根源也不完全在于医生。医生也有自己的苦衷和压力。大夫们的情绪早已与患者的病情联系在一起，大夫们的心情总是随着患者病情的好转或恶化而起伏。一个有着高尚的职业素养和人文道德的医生，无一例外地会将临床工作中遇到的有关生老病死的故事融入自己的心境和生活。他们所需要做的，可能是更多地去尝试和学习与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交流，表达出他们的关怀。

作为一名见习医生，我在心内病房曾经见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个二十周岁的女人，怀有四个月的身孕，入院初步诊断多发性大动脉炎、重度贫血。我给她做了心电图，这个女人很瘦小，腹部还没有明显膨隆，可能为了检查的方便身上只穿了一件病号服。她说话的声音轻轻的，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安静地躺着，做完了心电图我听了下传说中的明显的动脉杂音，累及颈总、锁骨下、腹主动脉、肾动脉，的确很令人震惊。对于一个怀孕的妇女，患有大动脉加上心脏功能严重受损，这无疑是非常不幸的：如果是活动期炎症，那么治疗涉及到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必须终止妊娠，但是对于心功能不好的她来说终止妊娠手术过程中的麻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这次把孩子打掉再治疗，她今后可能再也没有怀孕的机会了，这对一个才20岁的女人来讲无疑是最大的残忍；如果希望保留孩子让她度过3个月再生产，一是生产风险的问题，很可能就下不了手术台，二是费用的问题，早产儿的监护和治疗，三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今后的发育和生活质量的问题。主治大夫问她是否有保胎愿望，她轻轻地说，不想要了。后来我才得知，两月前她的丈夫去世了。诸多的不幸都降临到一个如此弱小的女子身上。考虑到她的这一系列特殊情况，该病例提请了主任查房，相关科室的主任前来讨论该女性的最佳治疗方案。

事实上，无论是哪种治疗方案，最重要的基础还是病人的意愿——继续还是终止妊娠。安抚患者的心理，了解病人及其家属的治疗愿望，是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总有一天，医疗会不再孤独。

本文已载于2011-05-28《东方早报 身体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