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七十八岁的老者躺在病床上，眼角流出一丝不安。她姓沈，是我的新病人，第一眼看到她，我顿觉得有些面熟，遂想起在儿科实习时，能经常在教授查房中见到她的身影。沈大夫是这所医院里数一数二的儿科医生，当年曾一手组建了国内的小儿血液专科，是国内著名的儿科专家。在我还是位实习医生的时候，与她有过一次际遇，她曾在一次全科查房中，在病床前当场纠正我查体的错误动作，并且当我对患者的诊断犹豫不决时，告诫我要培养出独立的判断力。一看到她，我便想起当年那让我颇有几分汗颜的场景，她对学生的“严”可是出了名的。那时，满头银发的她，在白大衣的衬映下显得严厉而矍烁。

然而此时此地，沈教授却平生第一次穿上了病号服。这身衣服对于她来说显然有些不合身，与我交谈时她的双手一直套在袖子里，使得原本消瘦的她愈见渺小。

接下来在向她询问病情和查体的过程中，我颇有些忐忑。之前的经历留给我的印象实在是深刻，只怕沈教授再冷不丁地问我问题，在教授面前运用我当时被纠错的查体技能也让我颇有些惴惴不安，时刻做好了被问和被纠错的准备，然而此时尽管她脸上挂着的是忧虑，却并没有再次指正我的行为。

后来的几天里，尽管沈教授的病情愈加见好，然而脸上的愁容仍却未展平多少。

“金大夫你说…我这个病在你们科算是什么情况？”

“您这属于最轻的那个类型，身体功能的损害不大，况且现在也恢复得不错，不用太担心，您应该高兴一点才是啊！”

“哎……这个病来得太突然，我就一下子从家到了这里。我还是头一次住院，一点都不习惯。”

“您的感受我能理解，搁谁身上都不会习惯。您啊，就当是放个长假，趁着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嘛！”

“是啊，我的孩子们也都这么说，但我还是待着难受。平时忙惯了，我的生活倒是很规律的，每周三上午十点钟科里查房，我起床吃过早饭九点就到病房了。到周一还会出门诊。平时在家也要整理整理书稿、写写文章、看看新闻什么的，反正就是闲不下来。这病真是突如其来，我原来的生活一下子全打乱了。”

“就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感？”

“对！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在这儿住院处处都要受人照顾，好像变成了……饭来张口的小懒猪。”

听到她最后这句对自己的形容，我忍俊不禁地拉起她的手把话头引开，心里却揣摩起她的忧虑来。

沈教授原本就是个有着独立个性的人，在工作中，她作为一名医生的判断准确且自信；在生活中，她也习惯将一切规划得井井有条。而突发的疾病使她未加任何准备即要面对由医生向患者——这两个迥异角色——的转换。

在医疗过程中，由于在医疗上有绝对的权威，医生一直以来扮演的似乎是一种强势的角色，这无形之中把患者推向弱者的地位，似乎一旦生病，就自动被划为弱小的、需要被照顾的行列里。而原本处于强势方的大夫，有朝一日生病成了患者，这种角色的反差和心理的落差在沈教授身上就显得格外明显。

我想沈教授所感到的对生活和事物失去控制的情况，或许就源于这种身份转换中的焦虑。她的遭遇让我突然意识到医生与患者角色之间的巨大鸿沟。

但长久以来的医疗行为，为何一定要将患者的角色排除在外呢？当患者的标签一下子将病人本身推到责任和知情之外时，也许我们已经不再记得，患者自身就是对抗疾病同盟里最重要的成员。患者不是天生的弱者，让她/他在所能理解的范围内更多地了解身体出现的状况，能帮助他们的身体找回一部分控制感，这对于共同克服疾病或许不是一种坏的措施。

这也就是为什么沈教授一直关注着自己检查和治疗的进展，或许在她在尝试找回那种控制感。待到两周后她出院时，沈教授的恢复程度之好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那是我见过的她气色最好的一天。临走前她向我们致谢时，我也突然激动地向她深鞠一躬，在她那有几分迷惑的神情中，我赶忙解释说：“感谢您，您也让我懂得了好多……”

已发表于2011-11-12《东方早报 身体周刊》。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