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这座雕塑完成于1909年，至今仍完好地屹立在丹麦哥本哈根街角。历经百年风霜洗礼，尽管当年目睹它建成的人们早已远去，但雕塑的艺术气质却没有随光阴消逝。正如它的创作者、丹麦雕塑家Rudolph Tegner所说：不朽和无上的美丽存乎悲剧之中。这部雕塑的背后，站立着一个命途多舛，饱受折磨的灵魂。雕塑中三人健美的体魄以及向太阳伸展的动作反映了一位身陷轮椅的科学家孜孜以求的信念，这个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今天还能够打动驻足于这座雕塑前的人们。

尼尔斯•莱伯格•芬森（Niels Ryberg Finsen），丹麦人，1860年12月15日生于法罗群岛托尔斯港，4岁时母亲去世。幼时的芬森学业并不出众。1882年，芬森进入哥本哈根大学攻读医学，1890年毕业留校任解剖员。三年之后，芬森放弃了大学的工作，开始投身科学研究。1898年，芬森取得教授头衔。

由于幼年时感染了包虫病，芬森的求学之路异常艰辛。可以说，芬森是在与病痛的战斗中完成的学业。包虫病的病原即棘球蚴，是一种寄生虫（绦虫）的幼虫。人由于误食了含有该寄生虫的虫卵而导致幼虫在体内定居、侵蚀，抢夺营养。临床往往表现为压迫症状、营养不良、虚弱、过敏以及相应脏器破坏。棘球蚴最常见的定植部位在肝脏。在医学还不发达的19世纪，人们对这种疾病毫无办法：既无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没有安全的手术措施。芬森肝脏的病痛一直困扰着他，贫血、浮肿、消瘦，乏力始终伴随左右。

当时，随着城市化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明媚的阳光、新鲜的空气以及自由自在的户外活动，并且相信这些会促进健康。芬森本人由于病痛的原因，也喜爱在户外停留。温暖的阳光往往会使他感到舒适，精神状态也随之有所好转。不过，在享受阳光的同时，芬森并不愿就此停止思考：日光浴对于病痛究竟有没有好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1892年，芬森开始着手研究光线对疾病的治疗作用。

在那之前，物理学家们已经搞清了光与热的部分关系：他们只是不同波长的电磁波以不同的形式被人类所感知。在可见光之外，偏于蓝紫的那一端还有紫外线，偏于红色的一端还有红外线。芬森从不同波长入手，从中寻找能够对疾病产生有益作用的光。人类皮肤受光的影响最直接，皮肤病损的治疗效果也最易观察，因此芬森主要围绕两种当时很常见的皮肤病损——天花和寻常狼疮展开他的工作。

很快芬森就发现，紫外线会加重天花的皮肤损害，于是他将紫外线和蓝紫光滤去，用红光照射天花疹，并宣称取得了一定效果。他的研究结果公开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他本人却因为腹水和浮肿加重不得不暂时停下工作赴冰岛休养。在冰岛，芬森发现当地居民深受寻常狼疮（即皮肤结核）之苦，于是芬森尝试使用蓝紫光和紫外线（芬森称之为“化学波”）照射患者的受损皮肤。为了得到可靠的光源，芬森发明了一种大型强力的弧光灯——“芬森灯”，该灯经过过滤和透镜，能够得到一束聚合的“化学性”光线，这种光线具有杀灭细菌的作用。经过化学性光线的照射，不少寻常狼疮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芬森本人也扬名欧洲。

1896年，他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个光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化学波”（即紫外线）的治疗作用。同年，他发表了《集束化学光在医学的应用》（The use of concentrated chemical light rays in medicine），很快就被翻译为多国文字。芬森倡导不光皮肤结核，所有的结核病患者都应该进行日光浴。日光浴于是风靡一时。芬森的追随者在高海拔地区建立了疗养院，大批民众兴致勃勃地前往疗养、拥抱阳光，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没有中断。

然而芬森本人的情况却越来越糟。虽然他还不到40岁，但病痛已经将他折磨得痛苦不堪。他的心脏开始衰竭，下肢高度浮肿，甚至不能行走，只能借助轮椅行动。但芬森没有停下手，他继续撰写了大量专著，并坚持在光学研究所工作。1903年，由于芬森在光学治疗上的贡献，他荣获第三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他为使用集束光线治疗疾病，尤其是治疗寻常狼疮方面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也为医学科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能获得如此殊荣自然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但芬森已经不能去领奖了。病魔没有因为芬森获奖而放缓脚步。1904年，尼尔斯•莱伯格•芬森与世长辞，时年仅44岁。

今天看来，芬森的成果存有不少争议，特别是用红光治疗天花方面。另外，寻常狼疮也早已不再用芬森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抗结核药物。但是，芬森的开创性工作仍然是伟大的：现代医院等场所仍在使用紫外灯进行环境灭菌；受他的启发，能量更高的射线被用来治疗肿瘤。芬森先生与病魔抗争、奋斗不止的形象，就如同那座雕塑，百年来始终屹立。